商業財經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一年來,這個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中國大陸,經過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之後,疫情終於在各地都有效控制住;而在歐美乃至於全球許多國家,目前仍看不到疫情緩和的跡象,只能苦等疫苗。2020年已然過去,一年之後,我們回過頭來看,台灣防疫做出了成效,而在海峽另一邊,中共治理模式有其優勢,也暴露其缺陷。最重要的是,任何國家,都不應該「浪費」這場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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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高加索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 Karabakh,簡稱納卡)地區、歷時6星期的戰爭,在俄羅斯強力「維和」下,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終於11月初簽訂《停戰協議》。自1991年宣佈獨立、實際附庸於亞美尼亞、未獲聯合國會員國承認的「阿爾察赫共和國」(Republic of Artsakh,又稱為納卡共和國)實質「亡國」,納卡地區鄰近被亞美尼亞族人實質控制區域、原亞塞拜然「失土」重回亞塞拜然管治。此次《停戰協議》明定俄羅斯派出維和兵力維持納卡地區「自治」至少5年,未實質處理「主權」爭議,但國際社會對亞塞拜然擁有納卡地區主權未有異議,加上納卡地區的戰略要塞城市舒沙(Shusha)已被亞塞拜然控制,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世居納卡地區及亞塞拜然「失土」的亞美尼亞人,許多決定隨著亞美尼亞軍隊撤離,離去前親手放火燒燬房舍、田產及牲畜,流下不甘心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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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蔡英文就任總統時,其兩岸政策宣示被大陸評為「未完成的答卷」。那時沒有人會想到,兩岸關係會在短短數年內急劇惡化。對於兩岸關係,台灣常自認被動,認為主動權並不由台灣掌握,而在中美兩大國。然而台灣在觀察兩岸問題時,首先需要明白,決定著兩岸是否統一是在於大陸;至於是和統抑或武統,卻取決於台灣。馬英九任內,兩岸關係主軸是和平發展,換來台海相當的和平與安逸。到蔡英文任上,先是拒絕一中,而後採取聯美抗中路線;台海局勢與數年前相比,也就顯現出根本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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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總量很可能在20年內超過美國」,早在2007年,英國《金融時報》老牌專欄作者拉赫曼就這樣寫道。「中美經濟地位互換」這個說法,到了今日不算新鮮、討論卻更多,因為它更可能成真了。而在台灣,這一說人們常常下意識與「親美、親中」綁在一起,或是否認「中國經濟強大不過是表象」。然而2020年的當下,就算再「親美」的台灣經濟學者也難以否認,這已並非「台灣喜不喜歡中國」的偽爭論,而是一個現實存在、必須探討的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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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拚搏日益升溫,雙方言語交鋒不絕於耳,衝突似乎一觸即發;然而,檯面下的接觸與貿易談判仍在進行,彼此也都謹守分際未碰觸各自底線。若台灣認為中美衝突對台灣有益無害、甚至還在旁敲鑼打鼓,到頭來可能會事與願違。與其如此,台灣不如思考如何改善兩岸關係,既能保障台灣安全,又能維護實質利益,這或許才是更應努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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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港版國安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6月30日23時刊憲生效,不僅對香港本地造成震撼,在台灣同樣掀起波瀾。除了「一國兩制已死」和「香港不能去了」的呼聲之外,當然也有在「港版國安法」的具體規範下,哪些事項可能使台灣人「誤觸法網」的激烈討論。雖有不少論調是基於想像和恐懼,但港版國安法確實更堅定了不少人「抗中保台」、甚或「救援」港人的決心。但台灣能否充當「救援者」,抑或自己便是「局內人」?「抗中」又是否為「保台」的解方?從港版國安法的訂定,台灣應該要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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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政治正確「中國是敵國」氛圍下,即將面臨續簽與否問題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台灣反應冷淡。在「大限將到」之際,直到6月中旬,都少有媒體報導。在討論 ECFA 相關議題時,諸多媒體總是以「要不要依賴中國」、「親不親中」為角度進行口水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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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的第二任就職演說,在新冠肺炎引領國內外局勢變化的大環境下,以近乎「零意外」的模式畫上句點,她的演說稿仍如同往昔般,充滿感人且樂觀的文青風格,一句「我做到了」,堅毅地展示自己過去四年的正確領導;然而在她手裏那份講稿背後,卻有另一個台灣存在,這「另一個台灣」,無論是兩岸、國際、內政與社會公平正義面,都與她就職演說時提到的「那個台灣」,有著極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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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庚子年的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共同經歷、共同關注的重大劫難。過去一段時間裏,中美兩國除了應對各自國內的疫情之外,更開始了一場場輿論戰。中美博「疫」,對世界造成的衝擊,除了經濟上的損失之外,其中的國際政治風險各國更須謹慎評估。此刻已然選邊美國的蔡英文政府,需要明白中美當下究竟是「如何爭」的,對台灣又將造成什麼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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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自美中貿易戰開打,台灣內部便多有趁勢要讓自己的經濟與中國大陸「脫鈎」的倡議,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重擊全球經濟,一段時間內的世界經濟衰退近在眼前。然而,疫情總有過去的一天,疫後的台灣經濟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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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伊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因為當地政府隱瞞疫情,導致初期防控失誤,迅速演化為一場災難性的公共衛生事件,重創中國大陸並震驚世界。面對洶湧疫情,各國紛紛從武漢撤離本國公民,和大陸關係特殊的台灣也不例外,在各方力量奔走下,第一批滯留武漢台人包機於2月3日抵達台灣,一度被讚為兩岸充滿人道精神的合作。蔡英文與陸委會第一時間也稱是「共同的努力」,表達「肯定與欣慰」。不料,因為名單、確診病例、後續包機等問題,本無政治基礎的兩岸雙方再次打起「政治口水戰」,競相指責對方拖延,後續包機遙遙無期。事件再次彰顯當下兩岸脆弱的互信,以及口說「人道優先」,實則「政治優先」的殘酷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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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二○二○年台灣大選結果,很多人首先會將民進黨的大勝,視作台灣選民對兩岸統一的否定,輔以國民黨太過失敗所致。然而,沉浸在勝選與敗選氣氛中的情緒,並不能有效幫助人們理解這場選舉結果的意義。蔡英文得到破紀錄的八一七萬票,就表示「台獨回來了」—這樣的結論非常武斷。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發展可發現,從一九九六年啟動總統民選開始,影響台灣選舉各黨勢力此消彼長的因素,綜歸有四:安全、經濟、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觀。只不過,此次大選得到積極凸顯的,是「意識形態」這一因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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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需要處理的挑戰與難題實在太多,四年一次的大選,之於人民、之於發展,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台灣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總統?」就社會發展的需求面,各政黨與政治人物能否如實提供選民一個「能解決問題的總統」,可謂台灣社會對發展迄今二十餘年的「台式民主」所發出的最大問號。需要明白的是,人民對當前政壇人物或許已無多高期盼,但人們心中,仍有期許、仍有願望,仍在等待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總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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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端出「中華民國台灣」,但未清楚定義內涵。根據蔡所起草的「兩國論」,再到執政去中國化等行為,都已暗示「中華民國台灣」是將「台獨」寄生於「中華民國」的產物。倘若蔡賴二人最終勝選,台灣恐怕會激進地往分離主義走去。2020大選於此成為「寄生台獨」路線的一道是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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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習近平訪問印度,台灣及西方媒體基本都「看衰」這次中印領導人的會晤。在台灣及西方社會認知中,印度,民主的大國,美國的長期盟友,與中國還有著邊境矛盾,應當是「加入美國,對抗中國」的一方,與中國怎會真正改善關係?但是,許多人忘了從印度的角度出發。若從印度的角度來看,則可發現,中印之間可合作的利益,恐怕遠大於那些小矛盾。畢竟此時的世界已不同於冷戰時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已意識到,國家經濟的發展,必須契合於國際趨勢—中印兩國放下成見、攜手合作的可能性,其實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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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在台灣談中共的「百年答卷」?因為不論是建黨還是建政,中共的「兩個百年」都和台灣緊密相關—包含著中共要完成統一大業的意圖。當習近平成為繼毛鄧之後最為強勢的中共領導人,除了先行給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政治判斷外,更戮力推動「第五個現代化」的「政治工程」,以回應中國大陸接下來所要面對的種種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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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鑒於當前兩岸關係」,日前全面暫停陸客赴台自由行,47個自由行城市全部停發通行證。陸方也宣佈,大陸影片及相關從業人員,不參與本屆金馬獎......正當台灣政治還應著總統大選將屆,各路人馬磨刀霍霍,揣度著藍綠之外,會否還有第三組人馬參戰的時刻,集體「顧著碗內,卻不看碗外」,全然失覺於大陸真的從「動口」變成「動手」,主動宣告參加台灣2020年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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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台灣的政治圖景就是,民眾不斷相信「換一個人或許就會更願意為庶民謀福利」,卻又不斷被藍綠政治人物背叛的循環。政治人物本來就是要以關注庶民、為庶民謀幸福為使命,一旦背離這個使命,就是失職、背叛。然而台灣民主化後,懷著庶民期待而上台的歷任總統,頂著民主光環,施展的卻是最有利資本家的政策,令年輕人對未來難有樂觀展望。此時,韓國瑜一句「莫忘世上苦人多」,再次勾起普羅大眾情感連結,而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廣大庶民的情感投射與鐵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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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逾百萬的「黑衣圍城」、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16年不曾間斷的大規模「七一遊行」,以及7月1日當天發生的、嚴重損害香港形象的極少數暴力分子衝擊和闖入立法會進行破壞的違法之舉。這持續躁動的香港到底生了什麼病,讓人民只能或只願用「上街」來表達訴求、發洩怒氣?香港到底病因何在,為什麼政治人物與民眾遲遲走不到齊一的方向,卻任由社會撕裂持續擴大?香港的解方該向哪裏尋、怎麼尋,才能夠彌平傷口、建立互信?在香港街頭與香港域外的台灣等地持續高喊「民主、自由」聲浪之外,我們更需要抽絲剝繭,為香港找出病因,開出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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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在不經意間有著驚人巧合。在百年前的民國初年,扛著「民主」、「科學」大旗走上街頭的學生,絕對想不到,時隔七十年,在北京會有另一批自稱繼承了五四精神的學生走上街頭,試圖以一己之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從五四到六四,再看今日,當亢奮、激情、不滿等情緒漸次退潮後,更為本質的要素開始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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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誰也沒有料到,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會如此詭譎,充滿變數。究竟誰會成為最後的贏家?又有誰能真正力挽狂瀾,帶領台灣走出當下的內外困局?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郭台銘、韓國瑜正在定義選戰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