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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銘 

一九〇二年,看似平凡不過的時間點,卻是臺灣轉折的重要時刻。日本領臺邁入第七個年頭後,擊潰各地的游擊武裝部隊,進入統治的穩定期。自一八九五年乙未割臺開始,臺灣武裝反抗行動未曾歇息,最早的「臺灣民主國」曾經創造一個夢,只是太過短暫,也太易凋謝。然而,面對脫亞入歐的大日本帝國,又有多少國家能夠抵禦得了?

其後大半的時間,臺灣本地鄉紳組成的游擊隊在山區、荒野與日軍纏鬥,吳湯興、徐驤等人頑強抵抗,為反抗運動留下血淚的一頁。特別是一九〇二年林少貓在臺南戰死,臺灣總督府宣告「全島治安恢復」,這一布達標示著武裝抗日運動的完結,真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在「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聲聲喚中,隨著海潮而下的日本軍隊與殖民政府,在殖民統治中也帶來現代化的視野。

一九〇二年的時代巨輪,無情的帶走反抗志士的英靈,也迎來了一出生就活在異族統治的新一代。臺灣作家謝春木誕生於這樣的一九〇二年,他並沒有上一代身為滿清遺族的國仇家恨,成長於新舊式教育交混的時候,令其更明白傳統教育與封建社會綁架了臺灣人民的未來。

二十歲時的謝春木,在臺灣新文學發展之初,以新文學的形式宣揚自由戀愛的新思潮,寫了〈她要往何處去〉(一九二二)的小說。他在那樣的年紀,就以銳利的眼光看透了封建的幽靈依舊纏繞著漢人的社會,新生的一代肩起黑暗的閘門,在名為自由的時代對抗著不自由。

小說以桂花的角度敘寫,談論十多歲情竇初開、行事天真浪漫,且熱愛緞帶和泳衣的摩登女,如何在媒妁之言的婚姻中受到退婚的傷害。他以此控訴封建禮教社會對女性自主婚姻的囿限,也傳達出生活在傳統社會道德價值觀的人們,無論是遭受毀棄婚約的一方,或是崇尚自由戀愛的一方,都難以逃脫這個社會的異樣眼光。

小說副標「給苦惱的姊妹們」,訴諸的是在同時代受到傷害女性同胞,在愛情的人生功課裡,遭遇到莫名且難以迴避的傷害。對她們而言,「人生是苦的,結婚是這麼麻煩的,社會是這麼殘忍的……」一如故事最終受到退婚的桂花,人生留下難以抹滅的汙點,也是追求自由戀愛下的犧牲品。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曾說道:「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面對世俗眼光建構起的難以翻越的高牆,謝春木嘗試給予傳統婚姻制度犧牲品的女性,指引一個充滿希望的方向。小說在結尾處,桂花乘上開往日本的信濃輪到日本求學,從一個受到舊傳統壓迫的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新時代的女性。這個轉變靠著留學、學習現代化的知識,洗滌受到封建社會傷害的疤痕,翻轉女性在社會的地位。

在這裡,日本不再是臺灣人心中殖民者的侵略者形象,而成為提供現代化思想,以及提供改變臺灣的希望之地。愚昧無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為了擺脫如此的宿命,除了出走,再也想不到其他辦法。在渡輪上桂花與女伴的促膝長談,說起自己這趟到東京,不是像一般女學生去作夢,而是要去追夢。畢竟遭遇過退婚的不名譽,桂花身上背負著女性無以名狀的重擔,也因此她的前進日本是具有解救臺灣女性同胞的使命:「我們必須為臺灣的婦女點燃起改革的火焰。時機到了。讓我們為被虐待的臺灣婦女,努力讀書吧。」讀書成為改變一切的起始點,不只是對女性是如此,對新一代的臺灣青年來說也是如此。換而言之,謝春木表面上描述臺灣女性處於封建婚姻的桎梏,實際上是透過女性問題隱喻臺灣由舊社會走向新社會的陣痛,以及新世代青年必須透過學習肩負起改造臺灣的使命。

理想主義者是無可救藥的。謝春木不只在小說中傳達改革的理念,現實社會裡也身體力行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除了在《臺灣民報》撰寫政治、文化評論,並出版《臺灣人如是觀》、《臺灣人的要求》等著作,也與蔣渭水等人共組臺灣民眾黨,走向中間偏左的社會主義路線。之後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肅清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的左翼運動分子,以致謝春木遠渡中國避難,並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的聯繫,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分子,找尋到生命的出口。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九〇二年,看似平靜的年代,孕育著臺灣新一波的反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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