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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允元 

一九〇〇年,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臺灣改隸第五年。翻開歷史年表,製糖會社的煙囪開始探出廣袤的原野,伸向殖民地的天空;一些近代律法如治安警察法、出版規則、保安規則等,也相繼穿過未經近代規訓的呼吸與身體,織疊成一張日漸嚴密的網。這是一九〇〇,斷代的最初與最終。在文學史上,似乎不是特別值得一提的年份,卻有什麼正隱然發生。五月中旬,雨季到來,蔡秋桐、吳濁流、葉榮鐘陸續降生,但他們的舞臺還在二十年後的未來;稍早一些的三月中旬,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繼「饗老典」後又有新的策畫,邀請曾獲科舉功名的傳統士紳於臺北府城西門內的淡水館,盛大召開「揚文會」。他們打著什麼算盤?後來的研究者說,這是透過漢詩安撫攏絡這批前清遺臣,同時向之展示日本的威勢與近代文明(參考黃美娥研究),並藉他們的影響力推廣新學、培育新式人才(參考陳文松研究)。

日本時代,描寫進入新時代之舊仕紳最為生動者,當屬朱點人的短篇小說〈秋信〉(一九三六)。斗文先生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七歲那年正要上省應試,卻遇上臺灣改隸。原來的人生勝利組,一夕間成為魯蛇(loser)。作為虛構人物的斗文,在設定上當然具備受邀參加一九〇〇年揚文會的資格;但按人物性格推想,他是不會參加的。「他的家裡藏著一本臺灣的詳圖,當臺灣要開始新政治的時候,因為不諳於臺灣事情,好幾次要請他幫忙,但他不但執意不肯,而且還要謝絕一切的政客」。只是,看似隱居的斗文,胸中仍奔流著民族的熱血。他閱讀孫兒從上海寄來的《國事週聞》(柳書琴認為它的現實指涉是《國聞週報》),也曾在島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成立詩社、提倡擊缽吟,挽救作為民族命脈的漢文。遺憾的是,斗文的努力終究不敵統治者以國家機器推動的新學(國語=日本語教育);他視為民族命脈的漢文,也在統治者的懷柔下成為應酬的酒器。

儘管形象有些滑稽,但朱點人對斗文是抱持同情的。並藉由斗文北上參觀「始政四十周年臺灣博覽會」在故地迷航與諸多的不快、戰慄,諷刺殖民進步假面下的暴力性。只是說到底,斗文仍是新知識人形構的落後於時代的傳統文人,並在後來定型成為我們對傳統文人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正如黃美娥在《重層現代性鏡像》指出的,在日本時代這樣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傳統文人並非僅是抱殘守缺,而是與新知識分子一樣,也追求文明的脈動,回應他同樣無可迴避的新時代與殖民地情境。

除了黃美娥在研究中列舉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魏清德、櫟社的王石鵬等,我們可以看看楊宜綠的例子。今天楊宜綠也許不是那麼知名,但他的長子即是一九三〇年代與李張瑞、林修二等結成高舉超現實主義之大纛的「風車詩社」的楊熾昌。

一八七七年生的楊宜綠,有著舊式的字(天健)與號(痴玉),也與他那一輩的傳統文人乃至斗文先生有著類似的經歷:改隸後的一八九七年與連橫、陳瘦雲等人重振「浪吟詩社」,一九〇六年參與「南社」創立。是否參加揚文會則未可知。但楊宜綠畢竟走上稍稍不同的路。一九一五年,他與摯友謝國文同道赴日深造,並帶著年僅八歲的小楊熾昌同行。返臺後,楊宜綠任職《臺南新報》漢文欄記者,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臺南支部活動。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楊宜綠亦擔任由連溫卿、王敏川主導的左傾之新文協的臺南州中央委員。一九二八年,臺南發生了一件大事。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臺南州廳欲徵收大南門外公共墓地建設綜合運動場而引發眾憤,史稱「臺南墓地事件」。時任記者的楊宜綠曾在《臺南新報》為文批判。當抗爭層級升高,陸續發生暴力行為、潑糞、州廳塗鴉事件,新文協成員被指為重要嫌疑者。連溫卿、王敏川、洪石柱等被捕,楊宜綠亦被控煽動群眾的匿名信乃出自他的手筆,因而入獄十月。該年份的《臺南新報》今已不存,但翻閱《臺灣日日新報》仍可見幾則相關紀事。

一九三四年初,在獄中搞壞身體的楊宜綠罹患肝病,八月病逝。時長子楊熾昌已自東京的文化學院輟學返臺,一九三二年起陸續於《臺南新報》發表超現實主義詩作、詩論,組織「風車詩社」,接任紺谷淑藻郎的《臺南新報》學藝欄編務,活躍於臺灣文學界。楊氏父子倆,楊宜綠出身傳統文人卻不守舊,赴日進修、參與文化協會——甚至是分裂左傾的新文協,並以近代新聞媒體為公器批判殖民政府;楊熾昌則接受完整日本新式教育,並負笈東京,帶回與日本乃至二十世紀西方世界同步的前衛藝術思潮,在殖民地臺灣進行在地實踐。

一九〇〇年,臺灣改隸第五年,二十世紀近在眼前。舊文人並未完全為權力豢養,淡出歷史舞臺,或不合時宜地存在於另一個平行時空。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現代、回應臺灣的殖民地情境。並與即將誕生的新知識人,一同踏上嶄新的、然而路途險阻的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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